简女的辩护律师洪荣英引述「修复式司法报告」中，其先生白男于修复程序中与司法人员的对话内容。白男表示，婚前他曾在中国工作，婚后则与简女一同开业、做电商，直到后来简女遭到事业合伙人伤害导致失明，并考量到孩子即将开学，因此举家搬到台湾与公婆同住。
白男指出，简女的湖南娘家务农，可能因此想法较传统，认为女儿失明一事「很晦气」，也因此全家回到台湾后，简女也非常努力融入他的家庭，对于公婆也尽力适应，照顾小孩更是无微不至，若让他对老婆打分数「会是100分」。
不过，谈到夫妻间的重大转变，白男认为与一开始对公婆隐瞒失明一事有关，让他与简女都颇有压力。白男解释，2人因为害怕公婆知道后，会了解他们在中国的失活状况，且当时中国那边也正在打官司，加上他返台后并没有外出工作，双方对于经济压力的感知出现落差，导致夫妻关系的裂缝加深。
此外，白男认为也与公婆的要求有关。白男表示，针对家人间的冲突，简女总是直接向公婆沟通，相较之下，他的父母反而处理得不好，一直希望透过儿子（即白男）作为沟通桥梁，而他自认，他的父母比较传统，就是希望简女按时起床、打扫家里，且简女也始终迎合，照顾小孩更是不用多说。
眼见简女与公婆口角扩大，白男后来曾向父母表明简女有受伤的情形，双方的争执才一度有和缓迹象。直到此案发生隔天，他发现小孩不见了，一家4口的护照也不见了，一开始还以为是简女带著小孩回到中国；案发后，白男也始终认为老婆是带著小孩去轻生，因为以简女那么关爱小孩的想法，他一直相信简女是去轻生。
白男有感而发，在简女羁押于看守所期间，他曾送了3张小孩的照片、3本孩子读的书给简女，即便他自身并无信仰，直到现在他都以诵念佛经的方式陪伴已逝的小孩，也让简女在看守所中念经。话锋一转，白男坦言在与老婆会面时，2人从来没有聊过此案，但他认为孩子的母亲活了下来，是因为「孩子救了她」。
白男直言，面对今天这样的结局，他始终有点埋怨，若非简女娘家未给予支援，举家搬回台湾从来就不是首选；若简女娘家愿意照顾女儿或妈妈，他就可以放心地工作，但因为丈母娘不同意，且简女的湖南老家也时常闲言闲语，认为这是「不幸事件」。
事发至今，白男坦言已很少和父母说话，如今他只想把这起事情简化为两条线，一条是自己和孩子们，另一条则是简女与孩子们，而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他自认想拿掉一些怨跟恨；至于他的父母，他只希望父母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去面对。
白男也同意参与修复式司法，他认同「所有的原谅可能是若干年后，而非现在」，因此希望寻求以科学理性的方式面对本案，而他也不觉得自己能被称为「受害者家属」，反而是「加害者」。如今，白男不想去追究本案发生的原因，因为「生者心不安，死者就会不安」，他希望简女能够安心面对自己的良心。
白男希望法官能酌情量刑，也想知道他与简女身为「加害者」该如何面对被害者，同时他也没有指责简女，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若众人间出现指责只会让小孩们变得不幸，而他也不想让小孩被贴上「找上不好父母」的标签；若真要说恨谁，他只恨「我自己」。
至于现在对于简女有什么感觉？白男坦言「现在对她找不到任何的感觉」，对他而言，简女就是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作为丈夫，他也想跟太太说：「永远不要觉得我们家破人亡，我在、孩子也在，还是要把孩子带好。我们可以让众人指责我们是失败的父母，但不希望孩子们被认为是『不幸』；除了2024年7月2日那天，孩子们都很幸福。」
难掩激动情绪，简女在法庭上听著丈夫复杂的思绪，数度拿下口罩啜泣不止；在最后听见先生的喊话后，简女的情绪也随之溃堤，坐在被告席上泣不成声，更伴随著阵阵干呕，只见律师在一旁不断安抚简女「深呼吸、深呼吸⋯」，法官谕知休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