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记载，淑芬一家共有5名兄弟姐妹，其中有2名手足指控，母亲生前，淑芬曾迳自出售母亲的多张持股，包括台积电股票6张、中钢股票10张、联电股票14张、日月光股票12张等，并将其中300万元售款汇入母亲的邮局帐户中；母亲过世后，淑芬再持母亲的存折、印鉴，以汇款、提领等方式试图侵占母亲财产，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诈欺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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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芬则喊冤，母亲早在决定住进安养院时，就已经将所有股票及银行存折、印鉴章全数交付给她，并授权可自由提领使用及处分，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她负责照顾自己至终老，因此相关股票、金钱的处分都是在母亲授权下所为。母亲去世后，她心中虽然哀痛，仍照母亲生前的授权提领、汇款共计136万元，用以支付丧葬费用42万元、缴纳遗产税373万元，她并不知道在母亲去世后权利主体已不存在，不得再使用其名义提款。
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淑芬的其他2名手足出庭证称，母亲在父亲过世后独居，原本都可以自理日常生活，后来因车祸才住进安养院，因母亲不识字，便交由淑芬保管父亲留下来的钱，包括母亲安养院、后事费用也都是淑芬在处理。事后，淑芬也向手足们报备，提及因有大笔额外费用，似乎是为了报遗产税，还是母亲临时须要插管或有其他特殊病房的大笔额外费用，因此先卖了6张台积电股票。
法官认为，查阅淑芬母亲的帐户提领、汇款纪录及股票帐户交易明细可见，淑芬除了支付母亲的丧葬费用外，另外还代为缴纳遗产税，光是这两项金额就高达上百万，且尚未计入安养院及住院的相关费用。更何况，本案应著重于淑芬运用母亲股票、款项的意图，是否是为了处理母亲相关事务，还是逾越母亲的授权范围，甚至是仅为图一己之私。
法官指出，淑芬固然在母亲在世时先后出售其名下股票，但参酌淑芬母亲的遗产清单，却发现其中最值钱、高达50374股的台积电股票未被处分，若淑芬真的有意不法侵吞母亲财产，大可一并抛售50几张的台积电股票，且计算淑芬所使用的款项，都尚未超越母亲住安养院的费用及医疗费、丧葬费、遗产税总和，因而认定淑芬处分股票、提领款项确实是为了处理母亲的相关事务，并不具备伪造（准）私文书、诈欺取财犯罪构成要件之故意与意图，一审判处淑芬无罪，仍可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