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报导，在新加坡芽笼一个潮湿的星期二早晨，58岁的塞琳（Serene，化名）照例揹著帆布袋，走进一条条狭窄的巷弄。在第16巷附近，她看到两名女子站在店屋外。
她用中文开口说：「我以前没看过你们，你们是刚到吗？」
其中一人露出有点戒备的微笑：「上个星期。」
她们聊起家乡和食物，回答一开始都很简短，直到塞琳问她们打算待多久，「就几个星期，」那名女子说完，补了一句：「我不会逾期停留。妳是警察吗？」
塞琳笑著否认：「不是啦，我只是在这一带工作。」她说著，把一小包芭乐辣片塞进对方手里。
塞琳任职于基督教团体，已经在当地红灯区关怀超过10 年，她把自己的角色看作单纯「表达关心」，「我们不是来『拯救谁』的」，「但如果看起来有人很烦恼，我们就会问，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她每周看到的画面——短短的对话、带警戒的微笑、来来去去的女人——其实都连向一段更久远的历史：要理解她今天做的工作，就得回头看，新加坡性交易是如何从殖民地时期一路发展下来的。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新加坡约有 8,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
1826年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当时只有 13,750 名居民，却已呈现严重性别失衡：华人男性 5,747 人，华人女性只有 341 人；印度男性 2,208 人，女性只有 40 人；马来男性 2,501 人、女性 2,289 人。
这份普查凸显了当时新加坡作为快速成长、男性占压倒多数的港口城市，对性工作者有多大的需求。
到了 1884 年，新加坡已有约 6万名华人男性，却只有 6,600 名华人女性，其中约 2,000 名广东和潮州女子在妓院工作。
有学者推算，19 世纪末抵达新加坡的年轻华人女孩中，多达 80％ 最后被卖进妓院。
有些女性是自己选择进入性交易，但更多人是被贫穷推著走，或直接被家人卖掉。来自中国和日本乡村的年轻女性，先途经长崎、广州等港口，再被送往新加坡的妓院。
到 1905 年，中路（Middle Road）甚至被称为「小日本」。官方纪录显示，当地密集分布著 109 间妓院，里头共有 633 名日本女子工作。
在性交易快速扩张下，殖民政府最后放弃「全面禁止」的做法，转向「管制模式」，发牌管理妓院、规定医疗检查，并透过 1870 年颁布的《传染疾病条例》=订下营业规则。
这种「不完全禁止、改以规范」的殖民治理思维，也延续到今天，形塑出新加坡既承认又限制性产业的复杂法律框架。
根据前述 2023 年研究，在约 8,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当中，大约 800 至 1,000 人在芽笼主要红灯区内、超过 100 间受管制的妓院工作。这组数字并非官方统计，而是由前性工作者、以及每周到现场的志工外展员，以经验推估出的范围。
不过，这些「有牌照的妓院」只是整体样貌中的一小部分。更庞大的地下经济远远超出芽笼巷弄，延伸到按摩店、KTV、沙龙、应召仲介，甚至包括私密聊天频道和 OnlyFans 等订阅制平台，构成一整个线上线下交错的市场。
即便如此，数字依旧非常「不稳定」。研究只估算了女性性工作者，并未把男性与跨性别工作者、在旅馆或公寓单打独斗的「自由职业者」、规模很小的自组团队、或被仲介「抽成」管理的工作者纳入，所以真正的产业规模，很难被完全看清。
研究指出，多数性工作者是短期移工，以观光签证入境、停留几星期就离开；新加坡公民与本地居民只占很小一部分。本地人（包括永久居民和长期探访签证持有人）大约只占整体从业人口的 15％ 至 20％。
非营利组织 Project X 执行董事贺（Vanessa Ho）说，要精准说出她们「为何进入这个行业」并不容易，因为光用「性工作者」三个字，其实也遮蔽了很多现实，「一位单亲妈妈的故事，和一位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故事会完全不同；从印尼来的，又会跟从中国或越南来的有巨大差异。大家的故事复杂得多，也细腻得多。」
她认为，把这些人唯一地拼成「被害者」或「道德问题」，忽略了她们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压力：债务、照护负担、薪资停滞、保护不足，以及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份工作确实能赚到钱」。
在新加坡，受管制的妓院会被官方监测健康与安全，里面的性工作者必须定期接受性病与爱滋病毒检查，并实施「100％ 必须使用保险套」的政策，虽然实务上严格执行到什么程度，外界很难得知。
新加坡的性产业地图也不止于芽笼，长年被称为「小泰国」的黄金坊，在 2023 年 5 月拆除重建前，曾是泰国移工聚集的夜生活据点；印度与孟加拉移工则多出现在小印度区的德加路（Desker Road）一带。
直到许多店家在 2023 年失去公众娱乐执照之前，乌节大厦（Orchard Towers）也以酒吧、夜店与灯红酒绿的形象闻名。
在这些社区背后，存在著各式各样的非正式安排：在网路上自我宣传的自由接客者；视情况提供「额外服务」的按摩师；在表演与亲密工作之间游走的酒店小姐；以及门面看似普通、走进第二道门后就变成另一个世界的店铺。这些不断变动的聚点，拼出新加坡性产业的地理版图，也紧扣著不同移民潮与市场需求。
至于红灯区对社区影响，有男性居民抱怨自己在街上被站壁女郎主动搭讪、直接报价；也有女性居民被误认为性工作者。居民同时担心，KTV 营业到凌晨 3 点带来的噪音与酒驾问题，已影响社区安全。
同一时间，性工作者的组成也在变化：有人是「推到签证边界」的观光客；有人是拿特别长期准证、为了补贴不稳定收入而兼职；也有人像 40 岁印尼籍永久居民黛薇（Dewi），选择这份工作，是看重它的弹性——既能顾小孩，又能在先生收入不足时分担家计。
尽管「性交易」本身没有被明文禁止，但它周边的很多行为却是违法的：招揽嫖客、在无效签证下工作、皮条客行为、经营无牌照妓院等。这造就了一个很窄的缝隙——一小部分在「受管制」的框架下运作，其他人则随时面临取缔。
贩运的征兆；一旦发现有表面上的犯罪事实，才会进一步展开调查。
当有交易纠纷发生，弱势的往往还是性工作者，某一起案件是性工作者报案指控客人拒付约定款项，还施以暴力。最后，客人确实被起诉并判刑，但这名报案人却被关了 10 小时、手机被没收，还被要求留在新加坡 3 个月配合侦讯，在这段期间只能睡在非营利组织办公室的沙发上。
面对这样的代价，很多受害者最后选择沉默。
当案件浮上台面时，也往往揭露非法性工作者在皮条客与客人手中遭受的剥削。2019 年，一名堆高机司机周在 KTV 结识一名越南籍表演者，声称愿付 200元新币（约4,700元台币）到家中发生性行为，却在事后拿刀恐吓并强暴对方，最后被判刑 14 年、鞭刑 24 下。
2021 年，新加坡籍仲介陈男因剥削多名泰国籍性工作者，被判刑 15 个月，他替她们安排住宿，收走护照，要求她们「做满合约」才能拿回证件，并额外收取 1,200 元（约2.8万元台币）「赎回费」，借此阻断她们离开的可能。
黛薇同样对临检保持高度警戒。她工作的按摩店 24 小时营业，但多数性工作者会在早上接近中午才上工，待到深夜，轮流排早班。有散客上门，但店里更偏好熟客，价格在发生任何行为前就谈好，「一定戴套」是铁则。
即便她是永久居民，在无牌妓院工作仍是一项足以颠覆她人生的罪名。她对家人隐瞒工作细节，希望再做几年就能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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