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振荣笑称，自己是「全世界最老的创业家」，回忆早年创业时「找钱也找不到、只能扣员工薪水」的艰困过程。他指出，1980年代宏碁与台积电分别引领了电脑与半导体产业的典范转移。1991年，《哈佛商业评论》即提出「Computer-less computer company（没有电脑厂的电脑公司）」与「Fabless semiconductor company（没有晶圆厂的半导体公司）」的商业模式，代表制造与研发分离的垂直分工思维正式成形。
他指出，当时的主流仍是Intel与日本的垂直整合模式，但随著新典范出现，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逐渐式微，Intel也失去优势。反观台湾，因文化与结构具弹性，正好迎上了这波典范转移的浪潮，并在制造与分工中找到立足点。
施振荣回顾，1992年提出的「微笑曲线」是对垂直分工的诠释，核心在于思考「Where is the profit？哪里有附加价值？」他指出，装配与纯制造并无高附加价值，美国将制造外移，反而促成了知识与创新价值链的崛起。
他以宏碁为例，当年主张制造应该主动外移，让企业专注在创新与品牌，曾在全球设有46个制造基地，将电脑制造视为「像卖当劳一样」的量产事业，以规模经济推动市占率提升。他强调，「Go big or go home」与「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精神，是台湾企业能在价值链中占上风的核心。
谈到退休后的再创业动力，施振荣表示，建构平台经济是当今大趋势。他指出，欧洲虽重视气候变迁与永续技术，但缺乏商品化能力，因此与台湾合作形成互补。
施振荣认为，相对于美国主导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台湾可从边缘运算（Edge Computing）与垂直应用切入，成为AI生态中的赢家，台湾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与灵活的中小企业文化，百工百业都能形成微型创新单元，Team Taiwan 就是一个强大的产业生态。
施振荣强调，从宏碁全球制造布局到今日AI时代的应用创新，台湾一再证明自身在垂直分工体系中的优势。他认为，未来十年，台湾应聚焦在应用导向的AI与平台型创新，发挥灵活协作文化与技术整合能力，让「微笑曲线」精神持续驱动台湾成为下一波产业转型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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