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植斗指出，柯文哲案情被外流，没有保护泄密者的道理。北检的新闻稿里头提到，「记者基于保护消息来源之天职及新闻伦理要求，而拒绝透露提供讯息者之真实身分，宜予尊重。」
他认为，这代表可能有人被约谈时拿出记者这张免死金牌说，「我是记者耶，养线养了7年，200%信任我的消息来源，怎么可以出卖人家，以后他不给我独家怎么办？」
杨植斗说，记者是否有「拒绝证言权」？在很多国家都有讨论甚至保障，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182条，明列许多对他人隐私及秘密高度涉入的职业，并给予拒绝作证的权利，例如医师、心理师、宗教师、律师等等，但上述职业并不包含记者！拒绝作证的处罚其实也很轻微，就是新台币30000元的罚锾。
他举例，民国95年审理「股市秃鹰案」时，检察官传讯记者高年亿出庭，法官当时就曾讯问高年亿，新闻中消息来源为何？而高年亿认为，必须保护消息来源，因而拒绝证言。当时的台北地院认为高年亿并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因此依刑事诉讼法第 193 条规定，裁罚高年亿3万元。高年亿总共被传唤3次，3度拒绝作证，总共罚了9万。当时一些记者团体及媒体也都声援高年亿，认为法院不应逼著记者作证。
杨植斗认为，当记者在揭露弊案时，面对司法探求真相以及保护消息来源的矛盾之间，该如何权衡，是至今仍可以讨论的课题，但北检发出这样的新闻稿，就是不打算继续办下去了，甚至也没打算依法处罚无端不作证的记者，算是彻底的自我阉割了，未来还会有很多八卦提供给名嘴上节目，司法不公赤祼祼地上演，实在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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